從《衝鋒車》看港產片的消失與重現

明知會輸，但一定要贏！香港電影絕對可以用一沉百踩來形容，喝港產片奶水大的演員，說出沒有港產片，只有中國電影這種話，還有那些輕視港產片，說香港電影已死的人。

無可否認2014年是乏善足陳的一年，但是2015年我們有《暴瘋語》、《五個小孩的校長》以及完全不像合拍片的《衝鋒車》。

黃子華飾演的張寶強消失了，原因是角色四處放曱甴，養曱甴亂港，直接聯想到近年稱內地人為蝗蟲。同時地，港產片失去了部分創作空間，賊人必須受到懲罰，警察/公安的形象必須正面，但是，《衝鋒車》嘗試把消失的東西重現，成為一齣港味濃郁的合拍片。

這是一齣批判警隊的電影。早前本港作家陳浩基憑偵探小說《一三·六七》奪得台灣書展獎，小說由六個故事組成，經歷了香港警察幾個重要時期。陳浩基在作者後記（寫於2014年4月30日，頁494）寫道：

我在一九七〇年代出生，成長於八〇年代，在那段歲月裡，不少香港小孩心目中的「警察」是一個跟「美國漫畫中的超級英雄」無異的概念。堅強、無私、正義、勇敢、忠誠地為市民服務。即使年紀漸長，明白到世事的複雜性，警察的形象依然是正面多於負面。可是在二〇一二年的時候，看到香港社會的種種現象，眼見跟警察相關的種種新聞，那想法便不斷動搖。我愈來愈懷疑，撰寫以警官作為偵探的推理故事，會將宣傳（Propaganda）多於小說（Fiction）。連作者自己也質疑的故事，怎可能教讀者信服呢？

於是，這部作品的方向出現一百八十度的變化。我不想再單單藉着故事描寫「案件」，我想描寫的，是一個角色、一個城市、一個時代的故事。至於另一點我想談的，是我覺得今天的香港，跟故事中的一九六七年的香港，同樣吊詭。我們就像繞了一個圈，回到原點。而我不知道， 二〇一三年後的香港，能否像一九六七年後的香港，一步一步復甦，走正確的道路。我不知道，堅強、無私、正義、勇敢、忠誠地為香港市民服務的警察形象，能否再次建立，讓香港的小孩子能再次以警隊為榮。

無疑《衝鋒車》在探討跟《一三·六七》相似的主題，當中亦表達了對警隊的質疑。

電影直接用「龜」來形容香港警察，多年來香港人都有用龜來代表對警察的蔑視，但是在中港合拍片的大勢下，像《衝鋒車》如此直接地稱呼（電影中亦用「龜（殻）」代表警察制服）實屬罕見。

不過，既然是出自賊人口中，辱罵警察就變得符合角色身份。事實上，電影重現了部分描寫警察的傳統。早在1980年前後，導演章國明已帶出對警察的思考，第一齣是《點指兵兵》（1979）。

點指兵兵點着誰人做大兵，點指賊賊點着誰人做大賊，兒時的「兵捉賊」遊戲，就是用「點指兵兵」的方法決定誰是警察、誰是賊。

《點指兵兵》透過電影說明做警察與做賊，只有一條模糊的界線，做兵做賊只是「隨機」發生，但是礙於「兵捉賊」的不逆道理，「隨機」帶來了悲劇與諷刺。《點指兵兵》的劇情是李標投考警察失敗，原因是天生「鬥雞眼」（對眼），後來索性做賊打劫，屬有頭腦槍法準的罪犯。

陳立基（辣雞）是一名外表和行為跟黑社會份子無異的警員，自恃「皇氣」蝦蝦霸霸，濫用私刑，亦在警署內毆打疑犯，喜歡屈打成招。戲中的其他警員平日會去夜總會，捉賊無力，只欺負弱勢市民。單純從行為和態度，兵即是賊，若果李標能成功加入警隊，免去對社會和警隊的敵視，或許可做個除暴安良的警察。

35年後開拍《衝鋒車》，延續了兵賊難分的主題，兵賊遊戲同樣由保齡球結束，用保齡球重擊悍匪。

1979年的《點指兵兵》，以及同為章國明執導的《邊緣人》（1981，艾迪主演）可以直書警察的陰暗面，《邊緣人》就寫了上司的疏忽和貪功，如何毀了一名新入職的警員，最終更慘被憤怒的公屋街坊活活打死，同時寫了臥底警員的墮落。

但是《衝鋒車》是一齣合拍片，警察（或者內地公安）形象必須正面，警匪片價值觀必須正確，例如罪犯必須得到懲罰和惡報，《衝鋒車》就完美地示範如何從「側面」採「間接路線」突破合拍片的界限。

第一步，由具正義感的賊人取代原來「兵捉賊」中警察的角色。

吳鎮宇（發哥）、任達華（喪寶）、譚耀文（阿杜）及鄭浩南（林東）十六年後再度合作打劫，目標是從內地運送返港的港人遺體，被利用作偷運現金和財物。

方法是把林東的紅Van改裝成外表像警察衝鋒車，四人穿上警察制服打劫，因為「警察犯法可以大搖大擺」而無人懷疑。他們的對白主題很簡單，穿上制服的警察，不代表是稱職的警察，當賊人穿上警察制服，較真正的警察更像一個警察，電影提出一個質問或控訴：香港警察如此不堪，警隊覺得羞恥嗎？所以警隊不配得Two thumbs up的讚賞。

該受讚賞的是那些「善良的賊」，他們雖然犯法，但是決定向大陸的罪犯落手，實行劫上劫，反正那些無恥的大陸賊人，利用香港人的遺體偷運賊贜和黑錢，再一次，由於是賊，描寫大陸人的負面形象不受限制。

相對於那些手持AK47的大陸悍匪，香港善良的賊甚至扮演了除暴安良的角色，救了遇險的雪糕車女孩，然後交給警察領功，最後更成功制服悍匪，而非那個叫徐安良（古巨基 飾）的警員。

第二步，側寫警察。

電影中真正出場的警察只有兩人，徐安良和一名同僚，前者有「除暴安良」的意思。為了符合國情，徐安良的偵探頭腦接近神化，單憑現場的蛛絲馬跡就能推敲犯人的手法及性格，思考時還配合數碼效果，凸顯幹探的精明睿智，怎料原來是為往後的落差作鋪墊。

面對真正的罪惡，徐安良束手無策，救不了雪糕女孩，亦捉不到賊，警察與賊人的對比，就是單車對衝鋒車和槍械，結果精明睿智的幹探，只能陪婆婆回家。有人說古巨基的表現跟角色格格不入，表現呆滯。筆者反而覺得安排出色，反正神探形象是誇張失實，索性來一次格格不入，你還相信電影中的警察形象是真實嗎？

另一方面，解釋徐安良要單獨行動是因為警察同僚不支持他，還勸他警察只為薪金，無需拼搏，間接掃除了警察一切的正面形象。2015年，《衝鋒車》重現了章國明的思考，警察與賊人本來就無明確的分界，穿上制服就是警察，但是制服和警車原來可以靠偷和偽裝得來。

章國明執導的年代，距離廉政公署成立只有數載，香港人對警隊的貪污腐化記憶猶新，對警隊的質疑和不信任普遍存在。這種對警隊的不信任，竟然重現香港，正如陳浩基所言，香港走回了原點。電影以吳鎮宇的角色名字結束，他叫「盧西發」。

路西發（Lucifer）是聖經中墮落為魔鬼的天使，美國一項模擬監獄實驗中，發現在群體力量的驅使下，普通人可以做出自己都不能想像的殘忍行為，稱為「路西法效應」（The Lucifer Effect）。實驗把參加者隨機分為「獄卒」和「犯人」兩種角色，結果，事情由角色扮演變成虐待犯人而中止實驗，監獄實驗從此絕跡於學術界。

多年後實驗過程被研究，提出了有關「路西法效應」的見解：犯人在「入獄」時先被矮化，包括監獄內只有編號而失去名字，沐浴在獄卒監視下進行，犯人在獄卒前赤裸全身，獄卒會用嘲弄的態度，甚至以犯人的性器官作笑話，這是令犯人失去自尊的步驟，讓犯人容易遵守監獄內的規則和獄卒的命令。

另一方面，獄卒的心理和行為是「路西法效應」的探討核心，為何他們會在明知只是模擬實驗的情況下，做出真正的虐待行為？實驗指出當參加者被賦予獄卒的身份，他們就認定犯人的遵守和服從屬理所當然，當犯人中有人刻意違抗指示，獄卒們就會視對方為滋事者，對付他只是責任的一部分，甚至不惜使用武力（但是實驗禁止使用武力）。

有獄卒認為對方挑戰自己而使用暴力，亦有獄卒因為擔心被同儕排斥而加入虐待行列。實驗其中一個重要結論，是群體環境可以扭曲個人的心態及行為，獄卒和犯人的「身份」被賦予後，會逐漸形成對應這「身份」的思維。警察的制服是被賦予「警察身份」的象徵，電影提出盧西發/路西法，就是叫人思考「警權」和執法的社會爭議。

原文刊於MAD House，作者為仲夏寒蟬，獲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