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雅麗：以色列行與閱讀札記

九月六日至十一日，我們一行廿多人，在以色列駐港領事館協辦下，到訪以色列特拉維夫（Tel Aviv）。

行程包括與當地初創企業會面（Magisto， Cellrox， Crowdex）、參觀其年度資訊科技盛事DLD Conference、遊覽死海與耶路撒冷舊城區等。簡單來說，與十月行政長官梁振英率團的行程相若（當然我們規格低得多、但樂趣卻....嗯，你懂的）。

在出發前一個月，我借閱了一本關於以色列近年以科技創新的書作準備：Start-up Nation。

此書好看得很，結合微觀創新故事與宏觀政府政策，敘述技巧一流。多得此書，令我在幾日走馬看花的行程中有更深的體會 - 讀萬卷書與行萬里路不僅毫無抵觸，還相輔相成。此後我想自己更清楚該怎麼去旅行了。

好，閒話休提。到底以色列的創新科技有多厲害？近年為什麼成了「創新之邦」？以色列作為被強敵環伺的小國，其生存及成功有沒有值得香港效法之處？

這連串大哉問是一萬字學術論文的內容，此處容我結合觀察與閱讀報告，非常簡單地分享一下。

很多人認為軍事科技強大、強制年青人服兵役是以色列科技高速發展的主因。

但在發達國家中，新加坡和南韓都有強制兵役要求，但兩者的創新卻遠不如以國；有人說那是由於猶太人聰明，但別忘記印度和中國人都相當聰明，語文和數理考試成績在全球名列前茅，可中印在創新方面的爆發力卻比不上以色列；

還有人說以色列的成功是靠金錢（如英美在其立國階段的投入）堆砌出來的，但本書作者提出杜拜和阿聯酋等亦曾嘗試以大量財富複制以色列模式，但效果不彰。那以色列憑什麼？

好，先說軍事。所有以色列年青男女都要被徵召入伍，而且男性將成為後備軍直到45歲。軍事訓練令以色列人在大部份其他發達國家青少年仍「懵盛盛」時，面對生死抉擇和求生訓練，這令他們比較早熟、也更勇於接受挑戰。

在以色列的軍事編制中，上級將領很少，中下級卻很多，這種制度逼中下層軍人要有自行解決問題的能力，不能事事向上請示 - 這與新加坡人的高度服從指令、和南韓人注重的長幼尊卑很不同。

而這種自行解決問題、"be resourceful"的思維，也與創業的要求不謀而合。

兵役和後備軍制度，令這些年青人終生都和自己的團隊保持聯絡；而由於所有人都要服兵役（僅少數有特殊宗教理由者例外，這方面書裏有詳述，此處不贅），所以在以色列這個八百萬人的城市裏，幾乎「所有人認識所有人」。

人脈也成為以色列人創業時，很珍貴的資源。

其次，以色列採精英制。既然所有人都要參加公開試和服兵役，那不如先把成績最優秀的學生挑選出來，再給予特殊訓練吧 - 這就是情報小隊8200和精英組織Talpiot的由來。

（想像一下：如香港把每年公開試數學成績「A」級的2%學生篩選出來、再授予體能訓練、並強制這些人入伍而非到港大修讀醫科或法律，那是怎麼一番光影）

在美國，最出色的人才求學於哈佛耶魯；在以色列，最優秀的少年受訓於8200或Talpiot。

這些以色列人服罷三年兵役，已擁有頂尖科技與管理的訓練，幾乎不必考取大學，直接便可出來創業。

我們此次參觀的初創企業中，就見識過擁有8200舊生的創辦團隊，對投資者來說，這幾成信心的保證。

不過，精英主義下，以色列人的傲氣也令一些人吃不消。我們的團友中就有人受不了啦。 

以色列自1948年立國後，經歷了兩次高速成長期，才有如今的創新規模。它是目前投放最多資源於R&D的國家 - 達4.5% - 遠超中美；他們的大學畢業生比率高達45%，相當多人口從事高增值的知識經濟產業；美國科技巨企可能在中國設製造基地、印度做服務後援中心，但其「大腦」- 創新與研發 - 除美國總部外，就只設於以色列。這些巨企包括Google，Microsoft，IBM等。

而不少科技巨擘，包括Google的兩位創辦人、Facebook 的創辦人等，都是猶太人。

以色列第一次的高速成長為從立國的1948年至1970年代，是以政府巨額投入、基建拉動發展的經濟增長期。

第二次成長期是1990年至今，主要得力於新移民，尤其是前蘇聯解體後，大量來自俄羅斯的工程師、科學家、醫生等（Google創辦人之一Sergey Brin，就是典型例子，其父母為來自蘇聯的猶太人，後移民美國）湧進以國，帶來鮮活的下而上創新動力，並持續至今。

這不其然令我想到香港 - 四十年代開始，大量難民從北方南下，當中不少是略有家底的商人，或讀飽書的知識份子，這些人才的投入，奠下香港七八十年代經濟起飛的基礎。

而且，為逃難而來的新移民遠比「原居民」刻苦、和願意創業（因此為社會帶來更多就業），是經濟創新的動力。

我記得看此書時剛好為歐洲接收敘利亞難民的高峰，有不少有識之士呼籲歐洲各政府效法德國，打開門戶、收容難民，理據之一，就是這些人能歷經千山萬水、橫渡怒海而來，當非好逸惡勞、貪生怕死之徒。如果給予他們安定和發展機會，將是社會之福。

但有一點，我看香港很難做到，那就是以色列人對政府的高度自豪和信任（梁振英應該葡萄到一地都係）。

我們接觸的每一家初創企業，都對政府對他們的支援和推廣萬分感激。他們對國家有強烈歸屬感，深明在強敵環伺下（圍繞以色列的每片領土，都是與之不善的回教或阿拉伯國家），唯自強團結才是出路（所以他們全力發展不需生產、硬件、或運輸等的電訊或資訊科技業，突破封鎖）。

香港卻不同。與中國為鄰下，有些人視之為經濟機遇（這是政府或建制的主旋律：北上發展大有前途），有些人卻視之為威脅（以年青人、親西方的民主派為主，強烈抗拒中國的滲透），這兩大陣營的價值取向如此不同，令香港社會嚴重撕裂。

假如所有港人都視中國為友，那我們便有錢齊齊搵好了；又如所有港人都視中國為敵，那就團結一致捍衞香港核心價值吧。可惜我們卻處於兩股勢力的拉扯中，奈何。

還有一點，香港也望塵莫及，就是「品牌」。當然以色列的創新科技很出色，但在一些範疇，香港團隊的技術未必「無得比」（至少在我們參觀的初創團隊中，就有這些例子），只是香港人太妄自菲薄，而以色列人卻自信爆棚。

尤其近年以色列藉軟件技術冒起，「以色列製造」此品牌效應令投資者趨之若鶩，資金推動下，初創行業進入良性循環，不斷加速，完成自我期許。香港情況卻恰如其反，十分可惜。

全文刊於黃雅麗網誌「這雙手雖然小」，文章獲授權轉載。